市场经济中农学家施肥角色错位思考

陈立平

    我国从1984 年到1994 年，化肥的消费量增加了90%，而粮食产量仅增加了9%，肥料利用率持续降低。比较世界主要国家粮食作物的施肥量和产量水平，中国属于施肥量很高而粮食产量并不高的国家。中国粮食单产从1t/ha 提高到2 t/ha，经过了21 年，从2 t/ha 提高到3 t/ha，经过了12 年，从3 t/ha 提高到4 t/ha，经过了11 年，这期间化肥投入和粮食单产同步增长，而从90 年代到现在，经过了15 年的时间，粮食产量仅从4 t/ha 变化到了4.6 吨，而肥料施用量却从183 kg/ha 增加到现在的288 kg/ha，出现了肥料用量大幅度增加，而作物产量却徘徊不前的局面。
    肥料利用率的持续降低，必然导致了“多余”的养分存留土壤，从而引发了诸如农作物产量徘徊不前，收获物品质下降，环境污染，土壤PH值异常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近年来，国际上开始了平衡施肥经济学的研究工作，水稻研究协会（IRRC）的“生产力最优化”（RTOP）工作组已经组建，工作组致力于开发、评价和提升定位养分专业管理（SSNM）。他们将通过更有效的施用作物养分达到增加亚洲种植水稻农民的利润的目的。
    肥料施用在今天，越来越成为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业环节，占农田生产投入的比重越来越大。肥料施用不应该是一个简单的农业技术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经济投入问题，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的研究工作仅是考虑了农业技术环节。
    我们认为肥料施用的核心问题是肥料的经济投入问题，同时肥料的经济投入问题也是首要问题，其次才是合理施用的农业技术问题。这一观念的树立对从根本上解决肥料施用问题至关重要。土地种植者从事农业生产劳作的目的始终是为了获得良好的种植收益，追求少经济合理投入，获得最经济的收益。尽管理想预期总是与实际收益有差距。但追求单位土地的最大经济收益回报，是最简单的真理。
把肥料施用作为经济问题考虑，我们发现，一系列问题就好解决的多了。我们可以相当然的认为，多余的肥料没有人愿意撒到地里去，肥料是需要金钱购买的，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解决肥料的合理投入问题，肥料的经济投入问题，考虑作物要高产量，考虑单位土地的最大经济贡献，肥料施用问题的经济意义，可以定义为使特定地块获得最大经济收益的肥料投入研究。
    但农业生产是太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系统过程，农业收获物的价格波动，直接影响了土地种植的最终收益，农业肥料投入为先期投入，所以理论上无法求解实现特定地块获得最大经济收益的肥料施用问题。但分析农业生产，我们发现，通常情况下，同一地块，产量越高，产出越高，种植收益越高，因此，我们可以将研究方向定位于基于特定产量目标的最经济肥料投入问题。而产量目标通常我们采用的是农学意义上的目标产量。
    我国农业生产现状是，土地承包给农民种植，农民是种植收益的受益者，但靠农民自身显然无法解决最经济肥料投入问题。现实生产中，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况是，农民按农学家的指导进行农业生产，包括肥料施用环节，农学家更愿意追求作物产量的最大化，出于经验栽培书本栽培的自身局限性，农学家更愿意提供没有风险的施肥指导意见，于是，逐步形成了施肥就增产，少施肥就减产，不施肥甚至没产量的错误的施肥指导思想，长期左右着农民的生产，由于农学家不是土地的实际收益人，缺乏解决最经济肥料投入问题的积极性，农学家的施肥指导意见从生产应用的角度，应更偏向于合理施用的农业技术问题领域。在确定肥料经济投入量的基础上，参照农学家的建议，结合作物需肥特点，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方式，在合适的部位，施用合理的肥料。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处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市场参与主体从各自的利益需要出发，必然承担着不同的经济角色，农学家在农业生产中，在肥料施用的技术环节中，应更多的从农技咨询，技术指导，技术服务的领域开展工作。
    加强最大经济收益的肥料投入研究是解决肥料不合理施用的关键技术课题，也是当务之急。当前我国政府持续加大对农业补贴力度支持，应从战略的高度认识解决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国已加入WTO,肥料市场的政策保护已经结束，肥料的不合理投入，有望伴随着市场经济利益的重现分配，走上逐步趋于合理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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